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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論文修改

論文來源:網絡整理   論文作者:代寫論文   點擊: 次   時間:201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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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國際法上強行規范是一個新興的國際法的概念。筆者擬從國際強行法的含義出發,通過探尋其與主權、人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關系,揭示出國際強行法深刻的內涵。
  【關鍵詞】強行法 主權 人權 全人類共同利益
  一、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是什么?
  強行法本來是國內法的概念,它與任意法相對應,指必須絕對遵守和執行的法律規范。因此,強行法又往往被稱之為“絕對法”。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首次正式使用了強行法這一概念:“條約在締結時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抵觸者無效。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指國家之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并公認為不許損抑且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始得更改之規律。”
  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是國際體系認定和采納的基本價值的體現,并不來源于國家的實踐或習慣,也不取決于是否取得所有國家的同意。任何單個國家“孤立的”反對,并不能當然構成對強行法的否定。
  認定某一特定的規范是否具有強行法的性質,取決于該規范是否獲得各國普遍的承認,即“得到國際社會所有實質部分的承認”。在2001年出臺的《國家責任條款》中,國際法委會工作組在評注( commentary)中列舉了7項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構成違反強行法的行為。
  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的“強制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強行法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是國際社會全體接受的法,對所有國家具有約束力,并不因為這個國家是否接受或承認而有所減損;其次,國際法主體不得以條約、協議或默許等方式來排除強行法的適用;最后,強行法只能被新的強行法規范后替代,不能由國家之間的協議予以更改。《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六十四條規定了一般國際法新強制規律(絕對法)之產生,“遇有新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產生時,任何現有條約之與該項規律抵觸者即成為無效而終止。”
  正是由于其特有的“強制性”特點,強行法規范對國際法的諸多舊有理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國際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二、強行法規范與主權。
  主權是國際關系中一個較難界定的概念。現代國家的主權論是以民族國家出現和中央集權君主制誕生為前提的。文藝復興時期,作為主權論的鼻祖,讓·博丹( Jean Bodin)以絕對君主制為中心創創制出最初的主權理論———“共和國的絕對和永久的權力”。但是,關于絕對的、不受限制的主權是否也要受到某種限制這一難題,直到霍布斯那里,才真正得以解決。在霍布斯看來,君主的主權是絕對的和毫無限制的。
  主權隨著國際社會的巨變而不斷發生著變化。從國際聯盟成立的正當性到國際法院判決的效力問題,國際法與主權始終處于一種緊張的對立關系中。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對既有主權理論提出了挑戰,提出了“有限制”的要求。
  1. 強行法的概念大大減損了國家自治原則。自治權是一國依據主權而享有的獨立自主地處理其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一方面,學術論文,國家對內的自治權不再是絕對的毫無約束的。“種族滅絕”、“種族隔離”等對人權嚴重侵犯的行為被認定屬于強行法管轄的范疇。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受到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南非的種族隔離被國際社會認定為非法。另一方面,國家之間的交往行為受到強行法的約束。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作為國際強行法的內容,限制國家在自衛與國際組織批準的集體制裁之外實施武力行為。1949年6月,由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通過的《各國權利與義務宣言草案》第十四條規定:“國際法以及各國主權應服從國際法的原則處理與他國之間的關系”。主權在國際社會中應當受到限制這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
  2. 強行法是國際法國家同意原則的例外。強行法的效力及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不因其地域、政治、宗教、語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上個世紀30年代,法學家喬治·W·基頓(GeorgeW. Keeton)曾經發現,“在國家主權與國際法準則對立時,即使主權受到限制,主權國家也能夠撤回對限制的同意,就如同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從聯盟中撤出一樣。” 但在面對強行法時,這種撤回將不再可行。
  三、強行法規范與人權。
  1945年,在盟軍剛剛戰勝希特勒,進行紐倫堡審判和制定《聯合國憲章》時,國際法上的“人權”還是一個新名詞。不過,“人權”這一概念在國際法上一經出現,便與強行法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了一起。從某種意義上,是保護“人權”呼聲的日益高漲促成了強行法概念的興起。以1945年《聯合國憲章》為起點,人的價值真正進入到國際法的價值體系。
  1948年,為了銘記大屠殺的慘痛經歷而制定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首次將人的價值置于國家價值之上,至少在一個方面確定了一國如何對待自己人民是國際法上一個具有合法性的適當主題。
  1. 保護基本人權是維持人的尊嚴的最底線的道德。法國著名的哲學家馬里旦曾經斷言:“人是個人( individual)和人( person)的統一體,個人源自物質,人則來自于精神,任何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尊重人的尊嚴。”人權是人之為人的權利,保護基本人權即是維護人的尊嚴。在國際法上用強行法規范對人權進行保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
  2. 個人價值與國家價值相比較處于弱勢地位,人權保護的壓力不容忽視。在國際關系體系中,個人價值總是脆弱而渺小的。隨著國際道德的警醒和習慣人權規范的出現,對人權的重視與保護逐漸成國國際社會的共識。之后出現的強行法是對國際社會對個人價值的最高規格的保護。這是個人價值與國家價值不斷博弈所取得的成就。
  四、強行法規范與全人類共同利益。
  核大戰爆發的危險、全球環境問題的凸顯、恐怖主義的猖獗,無一不侵蝕著全人類共同的利益。面對這些重要的國際議題,在國際法上僅有少量的“軟法”來對此加以調整顯然是不夠的。筆者認為,國際強行法應當盡快的進入這些影響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領域,為全人類的長遠發展保駕護航。
  五、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是“國際憲政”的鋪路石。
  國家價值、個人價值和全人類共同利益,這三者在當今的國際關系中始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并在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中,發揮著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則是維持這三者之間平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強行法在國際法上是一個新興的概念,但其揭示了國際法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早在上個世紀,英國學者休·多爾頓(Hugh Dalton)就曾經預言:“國家神話必須消失,傳統剛性形式的國家主權必須逐漸衰減。”在今天,這一趨勢得到了印正,成為了現實。并且,隨著國際社會“新憲政主義”的出現,國家主權必將受到更進一步的約束。目前,聯合國僅僅只是簡單的國家的集合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政府,當然,也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憲法。但是,作為全人類共同生活的國際社會,應該有、并且也必須有保護個人價值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憲政價值。日本學者筱田英朗在其書中寫道:“缺乏強制性中心權威的國際憲政必然需要一致認同國際社會的核心價值。”國際強行法,這一新興的國際法理念,仍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 1 ]劉德斌主編《國際關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
  [ 2 ] [英]蘇珊·馬克斯著《憲政之謎———國際法、民主和意識形態批判》,方志燕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譯出。
  [ 3 ]邱冬梅:《論國際強行法的演進》,《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第8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12版。
  [ 4 ]張乃根:《試析〈國家責任條款〉的國際不法行為》,《法學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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